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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澇洼官莊———諸城第一個“大包干村”

    劉培泉 張蘭


      諸城第一個實行大包干的村是石橋子鎮澇洼官莊村。該村位于石橋子鎮西南10公里處的丘陵地帶。1978年,全村有28戶人家,155口人。是年春,澇洼官莊村在諸城率先實行了大包干,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生產力的大解放,促進了生產大發展。1978年,全村糧食、經濟作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澇洼官莊的大膽嘗試,帶動了周圍村莊紛紛效仿,成為諸城改革開放初期一道靚麗的風景。
      澇洼官莊村實行的大包干,比1978年12月實行大包干的安徽小崗村早了大半年。
      石橋子鎮澇洼官莊村當時屬于石橋子公社,經過“十年內亂”,受“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人民公社在管理體制上長期存在著統得過死、管得過多的弊端,在生產上沒有責任制,在勞動力使用上實行大撥工,在分配上不承認差別,吃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造成了人們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弊端,出工不出力,嚴重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民人均分配收入多年在低水平上徘徊,缺糧食、靠吃統銷糧。在工作生活中,把什么問題都與階級斗爭掛鉤,上綱上線進行批判,人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壓抑。
      1957年,諸城縣的農業總產值(按不變價格計算)是1952萬元,1978年是1970萬元,21年共增加了18萬元,每年平均增長0.09%。農民人均分配的現金收入由1957年的50元增加到1978年的70.9元,平均每年增加5角7分錢。1978年以前的農民人均口糧都低于1955年446斤的水平,其中多數年份農民分配的平均口糧,達不到國家規定的360斤,1959年人均分配口糧只有228斤。石橋子鎮西南部村莊地處丘陵地帶,土地瘠薄,生產力水平低,夏季每人分配口糧只有三四十斤左右,村民生活困難,每年春天外出討飯司空見慣。
      1978年前,澇洼官莊村有兩個生產隊,在“文革”中派性嚴重,宗族矛盾尖銳,由于戶數少,關系比較復雜,村干部處理這類問題常常是縮手縮腳,很難開展工作。有時村里出臺一項措施而損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往往出現村干部被追著挨打挨罵的情形,村黨支部處于癱瘓狀態,村里甚至都找不到人擔任生產隊長。在生產中,村民干活沒有積極性,導致生產不能正常進行,有時甚至停頓,有些土地多年成片荒蕪,又因為這村土地瘠薄,缺少水源,一年的收成除去上交國家公糧,農民實際得到的收入很低。當時小麥一年每人僅分20多斤。2018年夏天,我們去調研采訪的時候,已經81歲的王立吉老人回憶說,有一年,他家僅僅分到1.5斤小麥,換算成普通的八五面粉,僅僅是1.275斤,全家吃一頓水餃都成了問題。全村的其他群眾生活同樣極端困難。1978年前,王近興的父親擔任澇洼官莊村黨支部書記,后因年齡原因退下來,換上新的黨支部書記。新上任的黨支部書記由于沒有采取富有成效的工作措施,工作一直開展不起來,村民反而對擔任村干部的老書記的兒子王近興言聽計從,安排的工作能順利完成。這樣一來,上級黨委政府安排的各項工作,常常由王近興來安排執行。
      1978年春天,王近興擔任村黨支部委員、民兵連長、大隊保管員、二隊生產隊長。在石橋子黨委的默許和監督下,由王近興帶領村民搞了大包干。每個生產隊分成兩組,每組通過抓鬮的方式把土地分給各家各戶,平均每人能分到4.5畝地。在分地過程中,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把地分成三六九等。比如肥沃的土地一畝,差一點的土地分1.2畝等,力求做到肥沃的土地與貧瘠的土地平衡。生產隊的牲畜、農具等財產按價值多少,通過抓鬮平均分給各戶。
      比如生產隊有幾口鍘刀,不能做到每家每戶都有鍘刀。于是,就把鍘刀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為刀,另一部分為刀架,通過抓鬮來分給兩戶。王近興家就分到了一口刀,在用的時候,兩戶合在一起,平日,分別保管。至今,已經過去40多年了,王近興家的這口刀一直保存著。期間,蓋新屋搬家,也沒有當廢鐵賣掉。在2018年諸城改革發展歷程館征集實物的時候,王近興的妻子主動把這口刀從一堆物品中找出來,連同其它一些與大包干相關的器具,一并交給市委黨史研究中心征集實物的人員。這部分器具,現陳列在諸城改革發展歷程館“諸城大包干”專欄處。由于考慮到安全問題,這口刀沒有展陳,一直保存在市委黨史研究中心。這口刀無疑成了澇洼官莊村實行大包干實實在在的鐵證。
      澇洼官莊實行大包干后,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產積極性極大地調動起來。不管刮風下雨,村民們都起早貪黑地忙著管理自己的農田,再沒有閑工夫去鬧派性斗爭了,也不用村干部每天吆喝下地干活了,連原來個別油嘴滑舌、好吃懶做的村民也變得勤快了。王近興的妻子對包干到戶的日期記得最清楚,因為他們的大女兒是1978年農歷三月十五的,第二天,就實行了包產到戶。王近興的妻子當時很有怨言,至今還記憶猶新。她說:“看到我有了孩子,不能干活了,就單干了,這不是禍害俺嘛。”還說,她后來回娘家石橋子,娘家村的人都帶著疑惑、擔心或驗證的表情紛紛問她:“恁村是單干了?”當時,澇洼官莊村大包干影響是很大的。由于王近興實際主持村里的工作,村里事務比較多,所以王近興家里的農活主要由他的妻子干。當年,他們家分了18畝地,種了12畝棉花,盡管干活很累,但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干勁很足。
      當年,澇洼官莊村生產面貌大變,糧食、棉花獲得了大豐收。棉花產量比上年增長6倍,糧食畝產增長近2倍,人均口糧由200多斤增加到500多斤。村民王相三回憶說,他種了4畝多地的谷子,由于管理好,收了500多斤谷子,比往年的產量多出200余斤。當時,有8戶人家有顧慮,害怕出問題,沒有實行包產到戶,仍然在一起集體生產,走老路子,吃大鍋飯,過了不到兩年,看到包產到戶的人家生活好起來了,自己的生活卻沒有改善,最后還是走了包產到戶的路子。
      1979年,褚戈莊村、劉家清河等村莊都學著澇洼官莊的樣子搞起了以大包干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作為當年中央的一號文件。文件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同其他形式的各種責任制一樣,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一年,諸城在全縣范圍內推行了以“大包干”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走在了全省、全地區的前列。
      (作者單位:諸城市委黨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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